申不害听了感觉很有意思，饶有兴致地问道：“那李大夫负责什么呢？”
“统筹安排。”李郃解释道：“我只负责一件事，即将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地方，并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与帮助。”
申不害听了颇有启发，半响叹息道：“想不到李大夫年纪轻轻竟有这等高见，可惜我韩国与少梁不同，变法一事在国内有大多的掣肘，若不能请韩侯独断，恐怕法令根本不能下达。”
李郃与墨践对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在对比两国的国情后，少梁的变法基础要比韩国好得太多，上有以东梁君为首的权贵权力支持变法，下由举国百姓全力支持，再加上有墨家弟子作为基层的官员，引导百姓，可以说少梁臣民在纪律性、组织性、协同性上一个不缺，至少在国内几乎没有丝毫的掣肘与阻碍，这即是少梁本身的优势，也是墨学治国的优势，两种优势相叠加，促成了眼下少梁举国谋求变法发展的现状。
别说韩国比不上，天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
随后除了集权方面，申不害也与李郃、墨践探讨了法治方面的侧重。
如今天下法家，大致可分为三派，即‘重法派’、‘重势派’与‘重术派’。
重法，即指视法令为至高无上，一切依法而办，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秦国的卫鞅，别看卫鞅当初在少梁笑容可掬的模样，事实上他在秦国施行变法时十分严苛，仅从‘连坐法’就能看出一二。
而重势派，则主张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力，这一派法家弟子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君权，便能顺利推动新法，这想法其实与申不害的主张十分相似，但申不害并不是这一派的忠实拥趸，他其实是‘重术派’，只不过是被韩国的国情逼地没有办法，才主张君主集权。
重势派真正的例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慎到。
最后就是申不害主张的‘重术派’，说白了就是用灵活的方式来推动变法，而主张君主集权，其实也就是申不害受迫于韩国国情而做出的‘灵活改变’，包括他对韩国国内旧贵族势力的妥协与拉拢。
而李郃当然是倾向于‘三者并重’，既要有优秀的法令，也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去推动，且推动的方式也要讲究灵活，法、势、术三者皆不可或缺，这一点在他看来是众所周知的。
申不害虽然对墨践主张的墨家学说并不感兴趣，但却对李郃所讲述的法治理念颇感兴趣。
五月初五，秦国相邦、左庶长卫鞅再次赶赴旧梁，专程来见申不害。
申不害对此并不奇怪，毕竟前几日在见过秦国驻少梁使者樛游后，他就猜到他赴少梁一行瞒不过秦国。
在与李郃私下商量了一下后，申不害决定等一等秦国的使者，看看能否与秦国达成什么默契。
别看韩国是魏国的盟友，且被秦国占去了许多的土地，但其实韩国并非铁了心站在魏国那边，就像少梁一样，秦、魏两国其实都是韩国的敌人，只不过韩国既没有能力独自对付其中一国，更没有能力同时与两国为敌，因此只能选择其中一方。
倘若此次能从秦国这边得到什么承诺，这当然更有利于韩国游走于秦、魏两国之间。
然而尴尬是，韩国由于也是大国之一，它注定享受不到少梁的‘待遇’——秦国可以不在乎少梁的发展，只要少梁别站在魏国那边即可，毕竟秦国自忖少梁威胁不到它。
但韩国可不同，它的块头比少梁大太多了，这就注定秦魏两国谁也不会放松对它的监视。
不过这次，秦国相邦卫鞅倒还真是怀着对韩国的善意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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