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函，自然是内阁公函。
大明的内阁本就是属于废丞相后的产物，初期只有拟票权没有决策权；到了中期，内阁权利急速扩大，在万历朝张居正时达到顶峰，权利在六部之上，内阁首辅兼着吏部尚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乃至掌握军权；而张居正死后，内阁的权利虽然有所削弱，但依旧不小。
毕竟万历朝后期万历皇帝几乎不上朝，而万历朝之后仅仅经历了一个泰昌朝，随后就是朱由校的天启朝了。
朱由校和神宗朱翊钧一样，一开始都是年轻皇帝，需要内阁辅政，内阁的权利非常大。
神宗登基时才九岁，全靠张居正辅政，这也是为何张居正权利巨大的原因，毕竟军政担子一肩挑，权利能不大吗？
而朱由校这一朝也有张好古，两代内阁首辅倒在新党手里，张好古一跃成为大明首辅，新党执掌朝政，而朱由校当时更专心科技，因此军政之权同样操于内阁首辅之手。
例如新军设立、军饷供给、钱粮装备、军事体制、主官任命等等，全部是张好古等新党一手操作建立，加上大同书院出来的学子充斥大明村镇基层和北方及中原、江南各省，因此张好古的实际权力比张居正说起来还要大。
毕竟张居正时期还要和太监冯保合作，依靠李太后在后宫作为支撑，这三人才是万历朝前期的三巨头。
而万历新政也是有这三位在才得以实行下去，才有了万历中兴。
李太后是定海神针，在万历皇帝朱翊钧年幼无法理政时，代皇帝给了张居正权利让其成为实际首辅，总揽大权；而冯保是司礼监老大，掌管着批红和盖印，因为内阁虽然主政，但票拟需要批红盖印，因此张居正和冯保也是合作关系。
可以说若没有这三人，就没有大明万历中兴，更没有万历初期的新政一说，而万历朝的内阁运转，可以说是大明朝独一份的。
而到了天启朝，朱由校本就是成年登基，年轻气盛，待人也诚，朱由校对张好古抱着全部的信任，张好古也回以鞠躬尽瘁，君臣不疑自然也就不需要后宫和太监参与了。
没看见魏公公身为司礼监掌印兼禀笔都得加入新党么？
因此在天启朝的内阁运转，实际上和万历朝又不一样，因为在万历朝新政是太后、司礼监、内阁首辅三巨头在执行，到了天启朝，是皇帝朱由校放权，全权由新党执政，军政操于内阁之手。
新党三巨头有人认为是首辅张好古、次辅张瑞图、司礼监魏忠贤；也有人认为是首辅张好古、次辅张瑞图、户部卢象升，更有甚者把新军的曹文昭、黄得功、周遇吉、方云出、赵玉琪、韩耀威、王大山称之为新军七大将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天启朝是革新党在执政没错的，而天启朝的政令也都是寻常国事内阁自己就定了，军国大事内阁商议后票拟给朱由校，朱由校也不会反对。
因此司礼监禀笔掌印的权利实际上已经被大大缩小了，毕竟魏忠贤也被认为是新党一员啊。
如今刘光统的圣旨与之前朝廷圣旨不一，更何况还说要刘光统作为监军。
开玩笑，新军建立以来，何曾有太监或文官监军一说？
又何曾有不通军事的文臣为一军主将之说？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大明新军可不会和之前的卫所兵三大营一样。
这种涉及军事任务变更乃增设旧党监军的事情还是第一次遇到，若是没有内阁公函，新军可不会承认刘光统。
刘光统显然也是知道这一点，见这些新军将领见了圣旨还要内阁公函是暗自恼怒，这大明朝到底是陛下说了算还是他张好古说了算？！
区区正三品的云南佥事指挥使，放以前莫说他堂堂三品都察院副都御使，就是五品知府也能调动的了；自堡宗开始明代武官见文低三级，五品千户都要被七品县令指挥来指挥去，文官才是大爷。
但谁让现在是天启朝呢，武夫地位拔高，之前那些臭丘八现在都成了大明干臣，国之英雄了；相比起来只会之乎者也，看起来胸有韬略实际上毫无点墨只会空谈抨击时政的文人地位急速下降...
如今当官可不看你八股文，国学、格物、农桑、商业各方面都要考察，而且监察极严也不许扩充田亩置办家产，曾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和万顷良田的好事已经没有了。
一想到这些，刘光统就暗自叹息，大明文官的好日子怎么就一去不复返了呢？
虽然这么想着，但刘光统还是从袖子里取出朝廷内阁公函来，将其交给郎平宇。
郎平宇展开公函一看眉头就皱起来了，这份公函的确是和密旨内容一样，上面的朱笔批红和司礼监盖印也毫无问题，但是这份公函的内阁盖印却不是内阁首辅或次辅任何一人的！
看着郎平宇的神情，纪闵内心有些紧张，忍不住问道：“朗将军，有什么问题吗？”
郎平宇说道：“二位大人，这公函倒是没什么问题，批红和盖印也正常，但什么时候内阁的公函不是以首辅或次辅的盖印下发，而是以两位内阁阁臣的名义下发了？”
此话一出，刘光统和纪闵脸色都变了，的确，大明朝的内阁公函其他不提，涉及军事都要以首辅盖印，首辅不盖印起码也要有次辅和诸位阁老的盖印才对，哪有现在这样内阁首辅和次辅的盖印一个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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