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的暑假，撕掉教院录取通知书的舒松林变得有些百无聊赖。
偶尔坐在院坝的台阶上听听二伯的梁祝《山伯访友》，是因为像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是毕业就分手。
松林看透了所谓的爱情，又实在是不会开篇就写出男女猪脚的卿卿我我。
偶尔会想起小学六年级同班，初中同班的张芳芳，坐船春游神农溪燕子迁溶洞的时候，山路崎岖不平，勇敢的土家小小男子汉牵过她的手。
得了肺结核又留了一级，在巴一中97香港回归得前夜，归还了《语文基础知识手册》以后，就没有以后了。
这不是毕业就分手，这是还没发芽，萌芽中就深埋心底了。
舒家村象儿雅三面环绕，面朝神农溪落叶坝，树木葱郁，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唯一缺点是可用耕地少，也是特点的是卡斯特地貌，盛产柑橘茶叶。
靠山吃山，农架大多是舍不得烧煤炭取暖做饭，上山砍柴存农架灶膛的燃料，顺便放羊三五只，过年杀猪熏肉，河里打上几条河鲜，有鱼有羊，就是难得的人间美味。
乡村教育不好好读书的小孩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好好读书将来坐办公室摇笔杆，就等回来捞‘三斤半’。（毛铁锄头）
舒松林不是不太会种地，而是根本没下过地挖田，所以三斤半的短锄柄，是有些吃力的。
父亲早早的去学校给学生上课，母亲趁着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天气凉爽，下地打早（早农活）；
松林的任务就是将养赶到屋后山坳，煮午饭烧开水，下午会出去割草砍柴看羊吃草。经常带本书，砍柴累了，就躺在松柏林下，青石板上，头枕书本，仰望青天，就睡着了。
放的羊，解开了绳，也就真的成了放的羊了；跑到邻居家的菜地偷吃，被喊：’大学生喔，你的羊放到哪里了？‘
母亲从对面山上的坡地跑回来山坳，气不打一处来。
寂静的山村，透过为数不多走出过大山见过世面的人，不断传来些消息。
谁在哪儿搞副业（农闲打短工），谁有在哪儿下了海（公职人员辞职自谋职业或者经商）;
最热闹的要数舒跃进，读了施恩财校学了会计，本来已经吃上财政饭，折腾猪鬃厂，柄把厂（公有制）均已失败告终。
与舒荣红，舒荣燕姑姑她们去温州皮鞋厂不同的是，舒跃进选择了‘停薪留职’去建福省厂里打工。
最早的职工下岗产生于1987年的劳动合同制改革。当时的人数很少，情况也很复杂，大多带有自愿的性质，比如有的自己开始尝试下海、有的女工在家带孩子、有的脱产学习等等，待遇也是自己与企业协商，有的没有什么补贴，有的还要向厂子里交一些钱。
下岗职工问题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还不叫下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职”，有的地方叫“厂内待业”，有的叫“放长假”“两不找”等等。
90年代中后期，下岗职工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突显，并且引起社会各方面普通的广泛关注。下岗职工问题集中在这个时期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是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一种客观反映。
2、其历史根源在于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
3、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直接后果。
4、是企业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的突出反映。
5、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世纪的中国经济在80年代迎来了最为剧烈的裂变，由最初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对中国人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有人抓住机遇实现华丽转变，也有人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逐渐淹没在改革开放之中。一方面，以经济特区为例子，经济发展红火，大量的工厂、企业建立，吸引了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创造了就业机会，发挥了人口红利的优势。深圳、广州无疑是创业者的天堂。然而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国企职工却面临着失业的危机。
在90年代，中国迎来了一次全国性范围的下岗潮，主体人群以国营企业的工人为主。在六七十年代，国营大厂是数亿农民追求梦想的起点和终点，能够成为国企职员那就是一辈子不愁吃喝了。
那时的大厂和现在的工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从福利上看，这些国营大厂其实和独立的王国差不多，可以满足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需求，厂区内设有食堂、电影院、医院、澡堂、宿舍、学校甚至还有娱乐运动场所。而且这些都是可以报销的，不用员工自己出钱。每一个人的工资待遇也是很不错的，比外面的普通职员要高的多。
从员工的对工厂的归属感看，那时候的人们对工厂的认同度很高，每个人都兢兢业业，知道自己是在为整个国家做贡献，几乎是把厂当成自己的家。同事之间也是亲如兄弟，所有人凝成一股力量朝着一个目标出发，不仅如此这还是个子承父业的职业，因此，每个员工的幸福感也很高。现在的工厂嘛！万事朝钱看，谈感情伤钱。
社会在进步，私企、外企逐渐占领中国市场，这些新兴企业相比于国营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也不没有那么多人情要考虑，只要考虑钱就好了，他们可以雇佣廉价的劳动力，甚至开“血汗工厂”，而且十分现实，能给公司带来收益的就留下，不行的就走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这些企业不断壮大，已经威胁到了国企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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