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以往频繁不休的战事，永兴六年就显得平静许多。
便在高丽牙山战场，也由于海东行营军及时从侧翼的牙山半岛登陆，迫使高丽王军退却，解青阳之围，使牙山会战终究没能打起来；而在其他战线上，战事规模更加有限，诸方都在休生养息，想要从这些年来不曾停息的战事里缓一口气来。
浙西大旱，也因年节之前的一场持续两天的大雪，得到缓解。
林缚年节之前离开海州，返回江宁，但回江宁之后也未得稍停。使浙西旱情得到缓解的大雪，在宣州形成严重的雪灾。
林缚前脚刚回江宁，后脚又要赶在年节前带着君薰及长女林政君，在周普、周瞎子、林景中、李书堂等人的陪同下，赶往宣州视察灾情。
宣州离江宁城不过两百五六十里，马车走清过雪的驰道，昼夜便至。
宣州雪灾压塌数千间屋舍，造成近三千平民死伤。
由于处置及时，在雪灾发生之后，驻军及时调入宣州受灾诸县进行救济，使伤亡没有再扩大。林缚在宣州府诸县马不停蹄的走了三天，才将受灾区视察过一遍。
最后一天跑到同情是重灾区的宣州煤场，林缚一个没注意，踩到雪坑里，摔倒在地，沾了满身雪、灰溜溜的爬起来。
宣州煤场是官办，眼前还采取较为严格的军事管事，虽说倒塌的屋舍不少，人员伤亡却少，至少在初期还体现出官办军管的高效率。
林缚坐在雪未清的土埂上，让君薰帮着掸身上的雪粒，说道：“这便是一个国家，我治之犹感吃力，实在想象不出：我的子孙都在温室里长大，即使智力不弱于别人，但未经历世事之煎熬，如何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这句话在这时还是绝对有效的真理。
刘师度对人口过剩的担忧，起初丝毫不被林梦得等人理会。但刘师度议丁口的专函给林缚加上“治国当虑百年事”的按头之后，下面人也迅速领会到林缚的意思，风声就开始转变。
葛司虞则在林缚归江宁之前，在《宣政邮报》上撰题《论关洛水旱事》，论关中、河洛等地近千年以来，丁口、耕地与关洛旱情及黄河水灾的关系。
从秦朝到陈朝逾一千年间，关中、晋中、河洛地区共出现十一个旱年，计百年一旱；但到陈朝至今约五百年，共出现十六个旱年，计三十年一旱；频率提高了三倍。
而黄河溢口、漫决、改道之灾，近四百年，要远较陈朝以前为频，到元越以来，甚至出来十年一大灾、三五年一小灾的程度。
葛司虞在文指出，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
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
林缚心里也明白，要不是他半公开的支持刘师度，关中的问题也不可能显性的提到台面上来。
林缚不会责怪葛司虞有见风使舵之嫌，葛司虞在学术上有着绝高的造诣，葛司虞能抛出一篇《论关洛水旱事》，比那些只会歌功颂德的道德文章，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也是实实在在的使治学与民生结合起来，不能强求他有政治家的意志跟果敢。
不过人口之控制，林缚的确打算收复北方，就最先在关洛以西、以北地区先开始。
陈朝以前，在关中立国者就有六朝，关键就是渭水平原早期水土条件极好，关中的农耕区前先经历六朝都能支撑了国都数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消耗。
从陈朝以后，关中渭水平原由于过度开发、环境开始恶化，不过足维持国都的消耗，陈朝只能放弃守御条件极佳的关中地区，定都于河南大梁。
进入元越以来，关中的生态已经恶化成西北苦寒之地。后期曹家虽然尝试在渭水平原上重修郑国渠，实际在三五年间，根本没有可能恢复关中在秦汉时期的繁荣。
黄河是中原地区的命脉之河，近三四百来，黄河由于积沙，已经成为悬河，河患日益严重。到元越中叶时，为治河患，朝迁就常设河务大臣，以三品工部侍郎兼领之。燕胡于崇观九年入寇挖开黄河北岸的大堤，冲击燕南平原，根本没有办法自然恢复河道；其后的三十万黄河修堤民夫之乱，直接摧毁燕京集权统治的基础。
北伐逐杀燕胡、收复中原，中枢首先面临的就是治理黄河问题。
林缚也早就使出领田水司的葛司虞提前准备，不能拖到北伐收复中原之后，再慢腾腾召集人手的去研究黄河水患。
治河患，有治标与治本之别。要治本，就必须要控制黄河上游关洛及晋西地区的农耕规模，还耕于林，用上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叫关中以北、以西的水土生态得到恢复。
要控制关洛及晋西甚至关西地区的农耕规模，最关键的还是控制这些地区的人口。
林缚甚至计划在北伐成功后，对河套及燕西地区实施严格的禁牧手段，将不能彻底降服的燕西诸胡、羌夷等族人，往北驱赶到柔然海（贝尔加湖）以北、往西驱赶到伊梨河以西去。
因为有林缚表态，刘师度的专函没有给公府会议随便打发掉，倒也没有给特别的重视，毕竟当前的主流还是希望丁口更多，但也通过两项新制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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