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目标，是东捻的“南支”，之前一直在鄂、豫交界的地域流窜，现已忽忽南下至湖北安陆、德安之间。刘铭传早前入鄂，主要就是准备对付这支捻子。
淮军这边，自然是刘铭传主攻；湘军那边，已经裁撤了大半，曾国藩派了湘军硕果仅存的鲍超部前来会剿。
鲍超此人，目不识丁，屡屡在文墨上闹笑话，但他忠厚豪迈，先后见知于胡林翼、曾国藩，鲍超感念恩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不避疾矢。
鲍超号春霆，他的部队，称为“霆军”。霆军每次出战，官在前，兵在后，鲍超自己，红顶子，花翎，黄马褂，朝珠，好像上朝一般，其余将领，也无不翎顶辉煌。这般列于阵前，自然生出一份特别的气势。
长毛与官军对阵，见了一班“朝服”，往往骇呼：“霆军来了！”就此崩溃逃窜。
但刘铭传对鲍超，却是有心结的。
这个心结，并非鲍超得罪过刘铭传，而是刘铭传自以身为淮军的第一员大将，对他目为湘军的第一员大将鲍超，天生有一份别苗头的心思。
对鲍超目不识丁，却有偌大勋名，尤其不服气。
刘铭传这个人，才具是有的，但心胸太窄，利害计较得太过，不然上海战役的时候，也不会在撤出青浦时不通知轩军，以致青浦沦陷，福瑞斯特被俘。他自己也被李鸿章打了军棍，“负荆请罪”，发给关卓凡处置。
另外，他也知道李鸿章的心思，希望能够在朝廷面前大大露一次脸，因此这一仗原打算独得其功，不想曾国藩派了鲍超过来会剿，即便打赢了，功劳也得分给湘军一半。这个脸只能露半边，算怎么回事？
于是，为自己计，“为爵帅计”，刘铭传的老毛病又犯了。
霆、铭两军会师钟祥，霆军进驻臼口，铭军进驻下洋港，隔一条尹隆河，同对岸的捻军鼎足而三。
两军约定了第二天辰时即早上八点钟夹击捻匪，刘铭传却下令，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出发，“等我们将捻子打垮了，叫鲍春霆看看，铭军、霆军，究竟谁厉害一些？”
这样一来，原先的布置就完全打乱，结果铭军中最弱的刘成藻部刚刚好对上了捻军中最强的任柱部，任柱部全是马队，极为强悍，刘成藻部甫一接触，便支撑不住，刘成藻一败退，牵一发动全身，最终整个铭军都乱了。
刘铭传的中军陷入重围，自知无法逃生，他长叹一声，索性摘了大帽子，下马，盘膝坐地待擒。
就在这时，霆军到了。
“翎顶辉煌”的霆军犹如怒涛卷地而来，捻军看了，先就生了怯意；霆军枪、炮交轰，继之呐喊冲锋，捻军阵脚已乱。溃散的铭军见来了援军，士气复振，内外夹攻，捻军终于支持不住，向北败逃而去。
这一仗官军先败后胜，虽未能将这支捻子聚而歼之，但总算将其赶出湖北，驱入开始坚壁清野的河南，勉强算是完成了战略任务。
刘铭传私心作祟，求荣反辱，性命脸面全是他最不服气的鲍超所救，但他不但不感激，反而妒恨交加，无可自抑，竟然做出了中山狼之举。
刘铭传的“报捷折子”，先说两军“相约黎明击贼”，而非事实的“辰时”，这下子变成铭军按时发兵，霆军延迟行动了。
再说铭军被迫独进，“先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骚动，实不知霆军也！”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霆军不但迟到，还惊扰了准时进军的友军，而铭军因为这个误会，抽调部队，还保后路的辎重，以致阵线有了缺口，“贼橐暇来扑，以致挫败”。
总之，铭军失利，全是霆军责任。
最后，铭军“全力支撑，会和霆军迎击，遂获全胜”。
这份颠倒黑白的折子报到钦差大臣行辕，李鸿章转奏的时候，继续弄鬼，贬鲍扬刘，以致到了朝廷那儿，已经完全变成鲍超误期，几乎陷全军于不测之地，全靠刘铭传坚忍果敢，才力挽狂澜。
朝廷自然以李鸿章的话为准，传旨鲍超，不但没有奖勉，还有“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之语。
鲍超气得旧疾复发，愤激之下，自请解职。霆军上下对刘铭传破口大骂，说他恩将仇报，猪狗不如，纷纷要和铭军算账，铭、霆两军火并之势，一触即发。
朝廷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局面的严重，一面对鲍超温言嘉勉，一面命曾国藩、李鸿章着意抚慰霆军。
但大错已经铸成，鲍超忧愤成疾，去意已决。霆军军心涣散，虽然没有哗变，但不堪再用了。
受到牵连的，还有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
本来鲍超最感曾国藩的知遇，对他这位“曾九叔”情谊甚殷，曾国荃就算不向着湘军，也应该据实奏报朝廷；谁知道他企图在自己手上弥合湘、淮矛盾，奏折上用了这么一番说辞：霆、铭两军分头进剿，霆军遇敌较弱，铭军遇敌较强，所以霆军胜，铭军败。
这原是一个“摆平”的意思，但自然被朝廷理解成铭军独当大敌，反从侧面印证了霆军失期的说法，是朝廷会采信李鸿章、刘铭传的重要原因：曾家兄弟总不会故意冤枉湘军的人吧？
曾国荃好心办了坏事，他这个脑子，实在只能打仗，为政一方，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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