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立德进京受爵，由礼部主其事。可是，就跟两宫皇太后会见和樱天皇一样，礼部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差使。其他的不说，单是安排杜立德在北京的住宿，便一人一张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最简单的法子，是请杜立德住回美利坚的公使馆。但杜立德坚决不干。杜立德并不以美国外交人员自况，他此行所作所为，一切以淡化美利坚公职人员身份、强化大清国一等男爵身份为要——你叫我去住公使馆，我还不如去住客栈呢。
当然不能叫人家真的去挤客栈——那样一来，那间客栈不是变成看猴戏的地方了吗？
真的应该赶紧开办“符合国际标准”的豪华宾馆啊。
礼部有人说，那么就把“杜司令官”安排到“会同四译馆”吧。
“会同四译馆”是礼部下属的一个机构，前明和国初，有过“会同馆”、“四夷馆”、“四译馆”等等名字，主要的差使，是翻译外语和接待外宾。
只是，这个“外”，“外语”也好，“外宾”也罢，指的都是“外藩”，就是越南、朝鲜、缅甸、琉球这一类藩属。虽然日本、波斯这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外藩”的国家，也胡噜包括在里边，但总的来说，“会同四译馆”只是一个接待藩属使节、而且还是较低级的使节的地方。
这种地方，拿来接待“友邦”的高级将领，似乎不大合适。
再者说了，“会同四译馆”下边，以国别分馆，把“杜司令官”塞到哪个分馆里呢？“暹罗馆”还是“苏禄馆”呢？反正没有“美利坚馆”。
最后，请示过关贝勒之后，礼部决定，满足杜立德的要求，只将其视为“候任”的一等男爵。如此，杜立德之“进京受爵”，就多了一层“等候陛见”的意思，于是，杜司令官和丁提督一起，结伴住进了冰盏胡同的贤良寺。
前文有过介绍，贤良寺原是雍正朝的老怡亲王允祥的别邸，精致清洁，四围幽静；另外，贤良寺靠近紫禁城的东华门，入宫方便，后来便成为专门接待进京觐见的封疆大吏的公馆。
这个地方，关卓凡住过，左宗棠住过，安排杜立德入住此地，算是“礼遇甚隆”，十分之给面子了。
杜立德固然大为满意，丁汝昌也算意外之喜。提督虽然是从一品，但清末的武职不值钱，从一品的提督，要受从二品的巡抚的节制；甚至，被藩、臬压着，也是寻常事。提督入京陛见，身上如果没有其他的兼职，是没有资格入住贤良寺的。这样说起来，丁汝昌倒是沾了杜立德的光。
安顿下来之后，杜立德可没闲在亭台馆榭之中，而是立马就拿着新制的“手本”和“名刺”——同中国官员的一模一样，穿着黑色燕尾服，戴着圆顶礼帽，由翎顶辉煌的丁提督陪着，施施然出门“拜客”了。
杜立德一共拜会了这么几位中国官员：恭王、关卓凡、朱凤标、文祥、万青藜、曹毓瑛、郭嵩焘。
关卓凡和杜立德算是“战友”，杜立德“进京受爵”之幕前幕后，都由关卓凡一手操纵，杜将军拜访关贝勒，不过走个过场——当然，借见面的机会，叮嘱一番，把“相关工作做得再细一点”，也是必要的。
其他几位拜访的对象的选择，都有讲究。
恭王和关卓凡并为首辅，同时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祥兼着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郭嵩焘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立德虽不肯自居外交使节，但他的事情，在中国毕竟属于“洋务”的范畴，而中国的“洋务”，在中央层面，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负责。拜访首辅，是礼貌；拜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顾问委员会”的主事者，则扣着“洋务”，算是题中应有之义。
曹毓瑛是兵部尚书，杜立德是现役军职，拜访中国的兵部堂官，“单位对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朱凤标是武英殿大学士，万青藜是礼部尚书，杜立德拜访这两位，可就匪夷所思了。
朱凤标和万青藜本人，更是大大出乎意料。
可负责通知此事的军机章京带过来的理由却令人无法反对：杜立德“进京受爵”，主其事者正是礼部，当事人拜访“接待单位”的“主管领导”，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万青藜瞠目以对。
朱凤标也晓得了为什么自己要和洋鬼子会面了：礼部“管部”的大学士，正是他朱中堂。
这个别扭啊！
双方会面，该如何见礼呢？还有，都说些啥好呢？——对了，不管说啥，不都是“鸡同鸭讲”吗？我们可听不懂洋文啊！
都无妨的。先说见礼。洋人见礼，都兴拉手，咱们不兴这个，就作个揖好了——咱们作揖，洋人鞠躬——看，礼节上面简单得很。
再有，听不懂洋文没有关系，同行的丁提督会说洋文，他可以充当通译。至于说什么，不过是“今天的天气呵呵呵”，路上辛苦了，家里人可好？等等等等。
不过，话虽如此说，关卓凡其实并未轻忽朱凤标和万青藜的顾虑。为尽量减轻这两位“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首次直面洋人的手足无措感，关卓凡亲手拟了一张单子，上面的内容，是在这种场合如何进止、说些什么——既契合朱、万二人的身份，也符合一般国际交往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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